1935年2月，中央红军到了云南扎西一带，刚完成整编，主力准备东进，二渡赤水。
为了摆脱身后几十万追兵的围堵，必须有一支部队留下来，做出主力仍在川南的假象，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开。
周恩来在禹王宫向抽调出来的几百名骨干做了动员。他从红三军团等部抽调人员，加上保卫局第五连和一个警卫排，组成了400余人的队伍。
徐策任政委，余泽鸿负责宣传，王逸涛任司令员，四百多人，六七百支枪，四挺重机枪，还有一部电台，番号定为红军川南游击纵队。
他给这支部队交代了三项任务：打击和牵制敌人，配合主力作战；安置和保护伤病员；在川滇黔边区建立根据地。
2月 14 日，纵队在叙永县坛厂与主力告别，随即向北进入川南。
之后他们留在川南，专打四川的民团和地方守备部队，白天袭扰，夜里在山头插红旗、点篝火，让人误以为红军主力还滞留川南。
而效果确实出来了，川军刘湘误判形势，调了十多万兵力回防川南，滇军黔军也闻风而动。
主力趁遵义空虚，二次渡赤水后重新占了遵义，消灭击溃了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，这一仗能打成，纵队的牵制起了关键作用。
然而，纵队在反复机动中，问题也出现了。
在一次遭遇战中，携带的电台被摧毁，派出去联络主力的信使也没有回来，部队和组织的联系就此中断。
此后很长时间，他们既收不到中央的电令，也发不出自己的消息。没有撤退命令，没有新的指示，他们只能按照出发时的任务继续打下去。
而更致命的是内部出了问题。
司令员王逸涛是叙永本地人，黄埔四期出身，熟悉地形，当初情势紧急，来不及细察就让他挂了这个职。
1935 年5月，王逸涛的妻子被川军抓去，敌方拿放人和官位相诱，再加上接连不断的围剿和艰苦的生活让他逐渐动摇。
1936年初，王逸涛带着二十多人下山投敌，把纵队的密码本和人员名单交了出去，还带着民团搜山。
队伍的行踪从此暴露，多处联络点被破坏，国民党军队利用他提供的信息，对游击区展开针对性清剿，纵队失去了在川南立足的隐蔽条件，只能向更偏远的川滇黔交界地带转移。
而与此同时，徐策和余泽鸿先后在战斗中牺牲。
徐策于1935年7月在战斗中负伤后牺牲，余泽鸿坚持到当年12月，也在一次突围中阵亡。
主要领导人接连损失，纵队余部被打散，到1937年一月，作为一支成建制的部队，川南游击纵队的主体已经不复存在。
但故事没有在这里结束。纵队被打散后，幸存人员没有放下武器，他们分散到川滇黔边区的山区，重新组织起几支规模更小的游击队。
川南游击支队、云南游击支队、贵州游击支队继续在原来的区域活动。这些支队人数更少，装备更差，活动范围也更小，但始终没有停止。
云南游击支队在支队长殷禄才和政委陈华久的带领下，以威信郭家坟一带为中心，坚持了相当长的时间。
他们打过伏击，截过国民党的运输队，也在地方上做过一些群众工作，生存条件一直很困难。
因为川滇黔边区本来就人烟稀少，加上国民党地方政权和民团的封锁，粮食、药品、弹药的补充几乎全靠从敌人手里夺取。
这些零散的游击活动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。
1947年3月，云南游击支队主力在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中被围困，殷禄才、陈华久等人牺牲，这支坚持了十二年的队伍最终停止了战斗。
同年，川南游击支队和贵州游击支队也先后失去了成建制的活动能力。
从1935年2月受命出发，到1947年最后一批战士倒下，他们在与中央完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，在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山区里，按照当年的任务，打了12年。
1949年底，解放军进入西南。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些地方，有少数当年失散后隐蔽在民间的游击队员主动找到解放军，报告自己的身份。
他们拿不出完整的组织证明，也说不清这些年具体发生过什么，但记得自己是在1935五年被留下来执行任务的红军，他们一直在等一道从未到达的撤退命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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